……《同窗的你》
克谐
[跋]
在电脑上写《同窗的你》，从开头到边写边修改，以至于全篇结束。起来坐下的总共不过四回，总计花费时间也不过五天吧。贴出来后，我打开网页，叫过妻子，一句一句念给她听。
事后，她说道：“你小说不如短文写得好，和流水账一样，太白了！再说文不对题，你究竟想说明个什么意思？”
以往每次写罢注明“小说”的文字，她一般也会如此评价一番。但随后会指出：XXX是谁，XXX又是谁。但这一次她只问了一句：“夏蕾是谁？”我皱着眉头，苦笑地摇了摇头，没有作答。
喜褒恶贬，如同贪生怕死一样，都是人之常性。我也依然。我表白自己写东西快，并不是暗示我有写作天赋，或者刻意显示自己格外聪明。而是旨在强调，通过长期的磨练，任何人都不难达到这样的结果，特别对于挤压心脑许久的东西，书写起来格外神速。
除了初中起坚持写日记外，十年内科医生经历是我写作成型的根本因由。
当临床大夫时，医院里，病人出出进进是十分频繁的事情。加之，身处改革时代，仅病历书写制度要求“规范化”这一点上，有时每天要书写三四个病人入院纪录和首次病程等等。
询问病史、观察病情、诊断病症……这是医生基本工作内容。而把所做工作体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文字记录。依此，作治疗依据，传达医疗信息，化解医患分歧，传承职能技艺。
写《同窗的你》源于年初二时，同学已约好了初六聚会。但等我从外地赶回来，却惊闻好友父亲突然去世了。
人到中年，除了眼见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再者就是父辈的老弱病逝。尽管从身体到精力，尤其和从小长大的朋友们一起时，我们依旧像孩子样打闹嬉戏、胡言乱语。但直面死亡和光阴不再的那一刻，中年人之心情，相较青少年而言，确实有着截然不同的滋味和惶恐。
小说中的聂浩是地方方言“你好”的谐音。他浓缩了我四五个朋友的影子。其中出国的那一位，在回国时，我们曾如小说中一样相聚过。但他在国外事业究竟如何，我今天依然不想直说，用他自己的话讲：“人活着很简单，但活得有心气、尊严和价值，在哪儿都不容易。”
的确，多少人在外面时想回来，但回来后却又想再出去。这为什么？我想其中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工作和生活周围环境中，有许多非一人努力就能转变的无可奈何。这些无可奈何的内容和形式又是些什么？我自己尚没有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另外，不同的人，源于自我理想和要求的东西不同，感觉和认识上也会有千差万别。
因学医出身，对于医疗行当的内幕，总是更加心知肚明些。“非典”以前各种医疗纠纷几乎成了新闻传媒的重头戏，医护工作的神圣性受到了公众的非难和质疑。但“非典”中及其后，一时间媒体“翻了个筋斗”，仿佛过去的问题也一下子全解决了，“白衣天使”圣洁如初，医疗战线一片光明。事实又是如何？“非典”是否有那种魅力和神功？这种宣传形式的转变依据何来？是合情合理，还是合理合情。
一个中年人如果始终保持青春年少时的活力和激情。这的确是件难能可贵的事。但若社会生活中，一个中年人始终像低龄化人一模一样的……做人做事“老不着调”、“冒冒失失”。那么，视其为有个性，则是特宽容的态度。视其为“长不大的孩子”，没文化素质，或说弱智。这也不无道理。
一个社会或直言一个国家，如果总是“风”一阵“雨”一阵，或像老百姓说法“狗”一会儿“猫”一会儿的。再加上某些举动与作为，总像天气预报样没个“准劲”。那么，这里面究竟单纯智商因素？抑或大政方针、制度策略上出了什么问题？
《同窗的你》只是叙述、叙述、叙述，还是叙述而已。事实如此与否？真实再现也罢。见仁见智去吧！我努力做到叙述的明白。其实，仅“叙述明白”这点上，我至今仍感觉十分吃力，不像当初想得那么简单和容易。
(/2/17草，年11月修，年3月再修。)
（一）
春节后上班，同事和朋友间宴请，你来我往。
三天两头，吃吃喝喝。与其说借此增进感情、交流文化，不如讲通过消费来扶植酒厂和餐饮业。其实，后一种讲法，让人感觉上更舒坦和自然些。
自年初五，和家人吃过“破五”团圆饭。眼看快有一个星期，没去看望父母了！这期间，问询父母的电话不曾间断，母亲每每电话上挂在嘴边的总是同样的话：
“少喝酒！酒后别开车呀！自己在家里多喝水啊！早晨饭吃好了！”
俗话说：“活到八十，在父母面前，依旧是个孩子。”
对于父母一天到晚絮絮叨叨的叮咛和嘱咐，虽说早已不耐烦了。但是，有时想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话，经过一番情绪波动后，禁不住理性认知它对于国民生存的意义和内涵了。
昨夜值班。
下半夜，病房送来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看那样子，卧床不起应该有三两年了。人不仅枯瘦如柴，左侧偏瘫肢体也萎缩变形无法屈伸，而且臀部和足跟有两处褥疮，烂得已露见骨头。
病人进到病房时，奄奄一息，意识全无。由急诊室带来的心电图，却显示心跳大致正常。我连忙下医嘱，让护士打针用药，并接上心电监护。病人家属（应该是老人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在旁边再三追问：“还能活吗？还打什么针啊！”
通知病危时，了解到病人有高血压病史多年。半年前偏瘫后，因老人没有工作单位，便一直在家里躺着。
老人家里儿女齐全，两男一女。女儿上山下乡后，在那儿成了家，留在了外地。大儿子在一家个体汽修厂工作，没日没夜忙活，抽不出多少空闲时间。老人家和小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两口子在同一个大工厂上班。而那个曾经路人皆知的大工厂，现今不再是经营不景气的问题，眼前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
忙活了大半夜，药物支撑着，老太太虽说没清醒过来，但心脏依旧跳着。
大约天亮时分。老人大儿子，一个人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身上的汽油味，老远就能闻到。这老大走进门时，小儿媳妇立刻停止了“还能活多久？”的询问。没和刚进门的大伯哥言语，一会儿就不见了她的影子。老大来到老太太床前，站在那儿始终一言不发。见此情景，他兄弟独自去走廊尽头，点上了烟卷。
我给老人大儿子简单说明了病情和后果，并提出：继续的治疗和检查，必须要交足押金才行。
“押金多少钱？”老大张口问道。
“先交两千吧。明天看情况再说。”我回答。
“交给你吗？”他又问。
“住院票开好了，交到住院处去吧。现在微机联网，不交上钱，白天的药就拿不出来了。”我一边把住院票递给他，一边解释着。
这老大没再问什么，一手接过住院票，一手伸进上衣兜里摸索着，转身走了出去。
（二）
差五分钟八点时，科室医护人员全齐了。
早晨例会。医护交接完夜班病情后，主任开始发言，语气沉重地讲道：近来，社会上不间断报道医疗纠纷，医院败诉。所以，希望大家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礼貌用语和服务态度，一定要避免招惹麻烦。主任再三强调，一旦病人告状，领导追究责任并扣了科室奖金，谁出的问题就由谁自己承担。
接下来，护士长简单介绍了夜间新来病人家庭情况，并加重语气说：一定要注意治疗费用和账面资金情况，避免欠费或病人家属赖帐。
随后，全科医护人员一起来到病危老太太床前。我将夜间医嘱以及当天需做检查和用药，仔细作了交待。之后，便带着下级医师和几名实习生，查视了一遍分管的病人。核对过病程记录，医嘱单签字后，便去了更衣室。心里盘算着中午到父母家吃饭。
不出农历二月初二，一般认为还是在“过年”。更何况没到“十五”，除非不得已的工作，一般不会开门执业。然而，每天靠在房前屋后的药品促销员们，仿佛没有这种意识。他们三三两两地在病房走廊里站着，期待着查完房后去和主任或大夫们面谈或说道。我倒背着手，出了病区就站在电梯旁，眼盯着前方显示楼层的红灯。过了好一会儿，瞧那电梯仍缓缓上升着没有回头意思。于是，转身向楼梯间走去。
才走过楼梯拐弯处，身后传来了女孩的声音：“程老师，请等一下好吗？”
我转过身一看，是常来推销药品的夏蕾。
“小夏，过年好啊？最近没看到你啊！”
“哦，刚从老家回来。这不先来给你拜个年吗！”随着声音，女孩说话的热气伴着身上刺鼻香水气息，一起扑面而来。
一位大学同窗和夏蕾在同一医药公司工作。春节电话拜年时，才知道我同学已升职公司在省内的地区主管了。虽说同学和他公司都在外地。但这些年来，仅他公司在这个城市的业务，我没少给他帮忙。
“程老师，你同学成我们老总了，过几天他过来召开联谊会。这是请柬。”夏蕾一边说话，一边从她斜挎的大布包里拿出一张请柬，递了过来。
我慢慢地往楼下走着，随手打开请柬，见上面已经写好我的名字。于是，摇着头，不客气地说：“唉！这小子太不会办事了！让我去干什么？你们该邀请我们院的主任才对。”
“没关系的，程老师。医院还没有我们公司宣传的主要药品。这次老总来，主要想借机会让你们同学聚聚。”夏蕾在我身旁，赶忙解释着。
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起其它事情。快到楼底时，我停下脚步，说道：“小夏，你那个品种既然用得不错，又不允许做临床，就别再往这儿跑了。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就行。你老总来的时候，我会去的。谢谢你啊！”
“哎呀，应该我谢你啊！你下班了吗？中午我请你吃饭吧？”不知何故，夏蕾话一出口，随之显出难为情样子，脸上泛起了红晕。
“不用了，我还有事。中午说好了去我母亲那儿，有机会还是我请你吧。”说完这话，没再客套，我们握手告别了。
距正月“十五”灯会还有一周时间吧，马路上汽车和行人都稀稀拉拉的。因禁放鞭炮的缘故，远近更是静悄悄的。
自春节禁放烟花爆竹后，这城里“农历年”过得像在捉迷藏，更有点偷偷摸摸的样子。任凭电视或收音机里锣鼓喧嚣、歌舞欢声不断，一但走出屋门，来到露天地上。现实的寂静和寥落，即刻让人没有了那些“年”的感觉、韵味和兴致。
作为医生，对于春节烟花爆竹造成人身伤害的严重性，是深有体会的。然而，对于民族传统和民俗文化的东西，即使理性上认同了“陋习”和“祸根”。现实中，一旦失去了与传统生活相生相伴的形象和声音，心里那个别扭劲一时半晌还真难转过来！
（三）
自从走出校门，尤其是工作、成家和有了孩子后，对于同父母住一起的班主任老师，已经很少再去拜年了。究其原因，并非自己没了对长辈敬畏，也不是变得轻视师生情谊了，只是多年与他们相处，让我懂得如何做才是对他们真正的尊重。
汽车刚刚拐进学校宿舍楼口，透过车窗可看到过去的班主任，在楼下同一位穿着旧款面包服的人，正站着那儿寒暄，道别。
我把车慢慢倒到车位上，刚要下车，和班主任说话的那人正好路过我车前。我一怔，连忙打开车门，喊道：“聂浩”
那人停下脚步，犹犹豫豫地问：“你是？”说话时，他左手和小时候习惯一样，不自觉地挠了下脑后的头发。
“我是程欣啊？”我冲他点头说。
“程，程欣？对，对，我，我差点忘了！你，你好，哦！对，对！过年好，过年好！”他双手紧握住我手，可能唐突相遇，说话有些迟钝结舌。
“哎！你不是在国外吗？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拍着它的肩膀，笑呵呵地问道。
“咳，咳，咳！”他突然连续地咳嗽起来，右手握成拳头状放在嘴上，并把头转向一边。停顿了会儿，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回答：“我春节前回来的，先到的南方，这两天才到家。温差太大，有点感冒了。我现在在英国的xx顿。”
“是吗？走吧，到我家里去坐坐，这儿挺冷的。哎！我看你像发烧了。医院看看？”我见他眼睛充血，面颊有些潮红，于是说道。
“对啊！老师刚说过你当医生的事，我这才对上号。你给我个名片吧，我有事再找你。今天中午大学同学聚会，时间快到了！咳，咳，咳。”他才说了几句话，随后又咳嗽起来。
“我一个小大夫哪来的名片？给你留个电话吧。”我打开皮包，拿出电话本，在后面空白地方留下单位、家庭和手机的号码后，撕下来递给他。
他也没再多说什么。两声“再见”后，我们就分手了。
几天没回来，刚脱下外套，女儿跑过来，在我面前撇腔拉调模仿“春节晚会”小品中的笑话。母亲从里屋走出来，问道：“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下碗面条去。”
“妈，不用了，中午饭一起吃吧！”我回答道。
望着母亲依旧走进厨房的背影，禁不住想起昨夜病床上骨瘦如柴的老太太。
（四）
隔日上班，没等换隔离衣，我先到观察室前，透过小玻璃门窗，往里一瞧。那张床已经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了。
低头转身慢慢离去，我心想：“其实，她超脱了啊！”
交过班，询问护士后知道。昨日中午，老太太的女儿才从外地赶来。在女儿到来后不足两个小时，老人突然出现了心律紊乱，不一会儿就断气了。
这位老人家中年守寡，好不容易拉扯三个子女长大。孩子成家后，彼此之间不十分和睦。老人的女儿行二，过去老人曾和女儿一起生活并照顾小外孙。小儿子有孩子时，把老人接了回来。近几年第三代长大了，也面临上学和择业的压力。老人风烛残年，体弱多病，在生活特别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三个子女自身工作和生活却也是困难重重。
俗话：“家和万事兴。”事实上，“兄弟姊妹不和，最受伤害的是生身父母。”
春节后相较节前，就诊和住院的病人总是少了许多。不管是否由于迷信所致，这种现象近似惯例了。
查过病房后，坐在办公室里，一向多言多语的我，此时心情格外异样。静静坐在那儿，低头写着病历。几个实习生不知因节日喜庆还是青春躁动，在办公室大条桌那头嬉戏打闹着。我几次抬头斜视那边，他们却无动于衷。终于，我忍不住了，沉下脸说道：“你们早回来干吗？不学习出去！”
学生们霎那间愣住了。过了会儿，还是没弄清楚到底事出何因。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相互交流着不屑一顾的眼神和表情，静悄悄地溜了出去。
“程大夫，电话。”护士的声音从走廊里传过来。
走过去拿起电话，我问道：“喂，你好！哪位啊？”
“你好！程欣吗？我是聂浩，医院门口，你在哪儿？”聂浩声音沙哑地问。
“你在那儿等着吧，我这就过去。”放下电话，我急忙下了楼。
聂浩还是那身打扮，脸色却比昨天更白皙，近乎苍白了。不用解释理由，见他病殃殃的样子，我清楚他的目的。
从一楼到三楼，能够检查的项目全作了一遍。翻着检查结果，我对他说：“周围血像总数和淋巴分类偏高。透视左下肺纹理稍增多。其它检查，除了咽部充血外，没发现其它异常。我看你没啥大事，就是‘上感’吧。”
“我嗓子和胸口非常疼，今天早上声音都哑了。过几天就回国，我总不能这样回去。你说怎么办啊？”他愁眉不展地问。
“你能呆多长时间？要好得快，打吊针吧？”我说。
“吃药好吗？我从来没打过吊针，在国外这些年也没有吃过药。”聂浩虽这样说着，但从言谈举止中看得出来，他心存顾虑。迟疑了会儿，他又说：“算了，还是打针吧。明天我父亲的生日，后天或大后天，我要到北京去，一个星期后必须回英国了。”
近年来，不少同学或朋友在国内外出出进进。在这种来往中，尤其能够判断出国内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在那些出国探亲归来或回国省亲的人们中，到“家”不久即患感冒或生病的。仅我自己见到和治疗的，已不是少数了。所以，看聂浩这个样子，我估计口服一个星期药是不会好利索的。于是，提议：“在我这里打三天吊针吧。时间由你安排，只要间隔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就行。”
“好吧！听你的。”他第一次干脆地说。
见他回答的爽快。我带他来到医生值班室，把我自己的床单换上，拿来暖瓶和一次性口杯。让他先作“皮试”，不过敏的话，就在这里打针。
聂浩听我交待后，见我又要出去，连忙站起来说：“药，我自己去买，已经够麻烦你了！”
“买什么药啊？这儿不是国外，你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我一边问一边笑着又说：“我自己还有药，你没有打过针，不需要太好抗生素，我去给你换三天的青霉素和病毒唑。再拿点中成药。放心吧！很快会好的。”
输液用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基本上都是聂浩在说话。讲他欧美生活的见闻和他自己家庭的生活。
输液后，不知因心理作用还是真正药物效果，他说感觉好多了，并给他父母在电话中说，中午不要等他回去，现在病情好多了，中午和我一起吃顿饭。
见我再三拒绝他的要求。他诚恳地讲，不仅是表示感谢，很想一起再聊聊。
（五）
经常听出国的朋友，回来后谈天说地。但从没人像聂浩一样，勾起我如此多的回忆。
他，让我想起了年抗震救灾中，学校操场上星罗棋布的防震棚。
他，说出了我也曾有过的但没敢当真的直觉和梦想。
他，解开了我一直认为海外同学言语过于拘谨虚伪的症结。
……
……
……
年后，在逐渐家庭化的电视上，在电影院插播的新闻片中。西方国家的城市外貌、生活景象和人物气质，开始片片断断地扎根中国人头脑，逐步绰绰动人，并萦回梦绕起来。
聂浩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西方（其实后来才知道是香港的）高楼大厦时，他被那种灯火辉煌、富丽繁华的气派惊呆了。他由此想到了，其实外面还有一个和书本上写的和报纸广播上宣传的和先哲领袖们蔑视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聂浩尽管没有说从何时起，横下了一条心“一定要出国去”。但事实上，后来他全然不顾国内大学警告，也不顾驻外大使挽留，毅然决然脱掉了公派学者外衣，矛盾着奔向美洲自由时，他的原动力不在于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更没有什么捕风捉影的策反，而在于十年前影视屏幕上一个浮光掠影而已。
夜间，在小家灯下，我翻出来八十年代初的日记。极力从中寻找一些像聂浩那样少年意气和青春倔强。的确，那时的我远没有他那种明辨是非能力，还不懂什么是“假、大、空”实质，尚不敢意志坚定地走自己/自我/个人/个性的理想之路。
第二天，当我提前五分多钟来到病房时，不曾想聂浩正在病区门前站着。见我走出电梯，他迎上前来，兴高采烈地说：“程兄，你真神了。昨天晚上没有咳嗽，今儿早上嗓子不哑也不疼了。我是不是再打两次？回去时就好了吧？”
见他这样子，听到至诚赞誉。我自己禁不住自豪起来，也跟着说：“一个星期后，应该没症状了。不过这段时间少说话，多喝水，口服药坚持多用几天。再打两天吧，治利落了。”
病区里要进行病历讨论。我不能陪他，把他安排在特需病房里。等拿给他我自己平时看的小说时，他说：“这小说再好，我也看不下去了。有报纸吗？过去的也行。”
朋友的女友，医院作流产。安排好后，我本不想再搀和。但当领导的朋友总是放心不下，打了几个电话过来，非要我过去陪着。等我再回病房时，聂浩已经走了。在我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他手写的纸条，意思是明天他会按时来，最下面用非常漂亮的英文写了句：“谢谢你”。
聂浩需打第三次吊针时，当天是我夜班。上午到外院参加学术会议，走前专门告诉护士长和一位下级医师，务必安排好我这位同窗的治疗。中午吃罢工作餐，医院。在家里我给病区打了电话，想了解下聂浩治疗情况。接电话的护士回答：“你的朋友还没有来哪。”
夜晚，值班室南墙上挂钟表针已过了八点。聂浩仍然没有露面。我想：“可能他自己觉得好了，就不再来了吧。不过他也够可以的，不能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吗！”
这些天来忙忙碌碌的，一直没有问过聂浩家里的电话。更没留下与他联系的方式。此刻虽有所挂念，却无法寻得他的音讯。
病房里已没了危重病号。近十点钟，关上值班室，独自看着小说。不知怎得，平时看得入迷的色情文学，今夜却看不下去了。脑子里面仍想着聂浩讲得国外故事。
聂浩年公派到英国，一年后自作主张去了加拿大。因为这个缘故，他与原工作单位（某大学）失去了联系。他妻子也受此影响，一直到年才出去。
在国内，聂浩毕业于大学物理系。但他究竟为何又重返英国？现今在英国大学究竟做些什么？他没有讲，我也没有细打听。
对于他妻子和孩子的状况，是我最感不解和纳闷的。据他自己说，儿子未满十八岁，现在却已相当独立了。但这次回国时，他的两个孩子都托付给了英国朋友。夫妻回国后，第一站先到了南方妻子家里，两人一起游了三峡。不过，回北方探亲时，他妻子却没有一起过来。夫妻俩约好了一起由北京飞回英国。
聂浩讲了个故事似乎让我理解西方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大约四五年前，他所在大学的一位英国同事，约他们在周末到家里用餐。但当聂浩夫妇驾车三四个小时到了朋友家后，英国朋友很有礼貌地告诉他们：“对不起！原来的宴请已经取消了。”于是，他们没有被邀请进家中坐坐，只好悻悻地空腹返了回去。
透过值班室的窗子，看见天上明月，下面缺了一块，眼看着要圆起来了。我心里揣摩着：“聂浩这小子回来这一趟，看来十五也不能跟老人过了！他会怎么想呢？”
唐山大地震那年，我和聂浩还在一起上小学。他说，还记得那时在我家宿舍院大操场上有许多防震棚，其中属我家盖得漂亮。
他还问我：“你家养那么多兔子，最后都到哪里去了？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小白兔吗？我从小就养过那一次小动物。”
其实，我根本不记得曾经送过兔子给他。对于他不厌其烦地提及我们小学、初中事情，而对国外自己生活轻描淡写，甚至一带而过的情形。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竟是些这样问题：
生儿育女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孝道还是修养？
在国外十八岁讲独立，那里老人由谁来赡养？
“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不说“久病床前无慈母”呢？
把祖国比作母亲有何意义？比喻恰当吗？
（六）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对于民间这样的说法，我就一直没弄明白：“关于这两天看不到月亮的述说，究竟应该欢喜还是应该伤悲呢？”不过，经年对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