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本诞生了“新女性”一词后，除了带起当地风气转变外，也影响殖民地巨深，造成韩国当地女性的发型、所戴的帽子款式与传统韩服等，都有其变化，如朝鲜女性缩短身上所穿韩服上衣、下着出现缩短的裙摆，让原本民风保守的朝鲜女性，可说是历经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跨时代时尚流行变迁期。当然，这些在年留学东京的摩登新女性，于外人的眼里为具有前卫外貌，与近代自我的表现为其最大特征。
“女生也是人啊！尽管深感不符合当代要求，但这就是身为一位先进女性应有的正常感受罢了。”—罗惠锡（，-）。
20年代的“新女性”：短发、半截裙、高跟鞋
日本诞生了“新女性”一词后，除了带起当地风气转变外，也影响殖民地巨深，造成韩国当地女性的发型、所戴的帽子款式与传统韩服等，都有其变化，如朝鲜女性缩短身上所穿韩服上衣、下着出现缩短的裙摆，让原本民风保守的朝鲜女性，可说是历经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跨时代时尚流行变迁期。当然，这些在年留学东京的摩登新女性，于外人的眼里为具有前卫外貌，与近代自我的表现为其最大特征。
到了年代，剪短头发、抑或异于传统服装的“摩登女性”也出现在绘画中，特别是日本当地的帝国美术展览会（简称“帝展”）、新文部省美术展览会（简称“新文展”），以及在日本总督府于殖民地所举办的官方画展，诸如朝鲜美术展览会（年开展，简称“朝鲜美展”）跟台湾美术展览会（年开展，简称“台展”）内，都可以看到此一摩登女性的形象出现。
若以朝鲜半岛画家与其作品为例，日本于朝鲜殖民地美术展览会“朝鲜美展”东洋画部内，崭露头角的金殷镐（，－），曾以日本美人画画风手法，融合上海“月份牌”（广告宣传画）内，象征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女性形象，创造出《凝思》（注1）（，年作品，今为个人收藏）作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画中的女学生留有一头短发外，她一抹微笑，身着的不再是传统包住全身，只露出脸孔的韩服，而是改良过的上着白色韩服，下摆为朵朵花纹装饰的黑“短”裙，露出细长半小脚，且在这位新女性的双脚，不再是穿着传统胶鞋，而是西洋式白色高跟鞋。
藉由这些构成新女性身上的“行头”，也可反映出当时朝鲜半岛当地新女性的特征；同时，画面上拿着鲜花的新女性，正踏往更高阶阶梯上走去，而在一旁的朝鲜伎生，面露羡慕地望着她，表情透露出钦羡之意外，也显露出待在原地的自己，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之欲求。而画作内拿着鲜花的新女性女学生，她全身上下象征摩登女性的时髦装饰物，不论是发型、改良过的韩服、奢侈华丽随风飘逸的长领巾，与脚踩时髦高跟鞋等，若跟一旁望向她的传统伎生相比，更可以见其两代女性“解放”程度之落差。
15岁前没有名字的画家，剪去一把长发
同时，当时也有画家亲身亲地为此新女性形象，剪下自身长发，改变造型。最为知名的女流人士，即是留学日本东京，后为知名朝鲜西洋画女画家，也身兼文学家（注2）、诗人与启蒙运动者的罗惠锡（，－）。
她最著名“女性解放”的画作是年《自画像》（注3），画中以光线暗亮相对比的半版暗黑底色画布上，画上一位短发造型，脖颈手上没有太多装饰物品的女性，她身着一件与背景冷调颜色互相呼应的深黑洋装，且微微右倾斜着头，视线并非直视观者，而是眼带忧郁状，向右下斜视而去；眼光、细眉、紧闭的干厚唇，面无表情地沉思着，画中呈现出来的氛围，大有透露出画内的这位新女性，孤独、苦痛、无言之情，仿佛诉说着她的出现是“不合时宜”，甚至遭受到当时社会不平等对待──根据罗惠锡自述，她在小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字，一直被人家叫做“小孩、小孩”（），直到15岁就读汉城（今首尔）的学校时，家里才慌慌张张帮她生出个名字“锡”（）呢，可见当时社会风气，根本就没有考量到这些继续升学有德、有才的女性角色。
而此画风，到了年，同是罗惠锡命名为《自画像》的作品内再现。此幅自画像更是突显出新女性之角色，画布底部背景，已不见任何光线差异，抑或象征器品，取而代之的是，几近占满画布版面的大头照，而在画中清楚可见的是，发型也是短发，装饰物也不再是传统的韩式发簪，而是类似与整体画面协调的深绿藏青色发箍，同样地，女性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悦表情，而是少了口红妆点，左斜脸颊露出右耳，素颜厚唇紧闭，眼睛炯炯有神地望向前方。这样的视线转变、强调女性脸庞与发型，是否意味罗惠锡对于女性自觉的体会更深了呢？
综观罗惠锡绘画此画的前后人生经历，年她与外交官丈夫金宇英（，年结婚）环游世界，来到欧洲国家看到西方女权运动发展，深受影响，而在她发表《自画像》的两年前，即年，她与结婚近11年的丈夫金宇英宣布离婚。画作完成一年后，她在年的《三千里》杂志内，发表与丈夫金宇英《离婚告白书》（），指出了朝鲜社会男女性别不平等陋习外，勇于当时挑战家长制与父权思维，震撼朝鲜社会。
我想藉由对比罗惠锡人生真实经历，对于她于《自画像》内，对女性自觉体会是否更深此提问，想必是答案应为肯定。
当然，有关于摩登女性发型的转变、甚至于过往绘画史上所留下的画风、形象，值得书写的题材颇多，但限于篇幅，我们仅仅只能以金殷镐与罗惠锡为例，然而传统女性长发的“毛断”（注4），除了建构出近代女性女权独立精神之外，也成为当时象征新女性的代表，这让我不禁想起西方著名的女性运动启蒙者—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曾于她的名著《第二性》（LeDeuxièmeSexe，）内，言及过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而这我想也是李御宁在沉思发簪时，所没料想到的，当传统朝鲜女性摆脱了发簪，后续受到日本“毛断”影响，一直转变到现今的摩登女性形象吧。